我得承认，作为一个从94年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看国安的北京人，我从来都不是李明的球迷。那个时候，我们全班20个看国安的孩子里，10个会选择穿8号球衣，剩下的11号最多，其次是18号和7号。

　　如果说除了北京队之外，那时候的球迷更喜欢的是彭伟国、高仲勋，至于李明，虽然他在国家队的出场次数比“南彭北曹”多得多，但没有几个北京人会是他的球迷。

　　原因很简单，他踢得球远不如他长得好看。大连队的整体实力摆在那里，相比之下，李明是那支大连队的本土球员中，并不怎么出众的一个。除了韩文海和吴俊，应该就是他的作用最小。

　　尽管不是李明的球迷，但我从来没想过去讨厌李明。直到2001年的韩日世界杯预选赛，“临阵有伤”的李明被米卢换掉，结果李霄鹏一举奠定了中国队主力中场的位置。

　　后来的诸多分析认为，李明当时到底是否有伤，并未可知，即便有，也应该由队医提出，并且不应该是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前。提出人和时间点都让人诧异，这可能也是米卢在最后没有带他去世界杯的原因之一——或许，米卢感受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自己的精心设想和全盘计划没想到从内部动摇。

　　这就好像一个元帅，殚精竭虑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没想到到了分兵派将的时候，有人提出说“我不舒服，打不了”。

　　客观的说，如果李明不主动提出不上场，中国队未必会踢得那么好。李霄鹏虽然名气没有李明大，但他的跑动能力很强，接应意识好，覆盖面很大，视野也比较开阔，在当时4312的阵型体系里，李霄鹏能够让球队的攻守更加平衡。

　　既然米卢在最后时刻发现，李霄鹏的作用并不比李明小，甚至可能还要更大，那么不带李明去世界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或许李明害怕，到了世界杯首战的赛前准备会上，李明再来一出：“教练，我不舒服，打不了”。

　　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媒体报道了米卢放弃李明的新闻，第一个为李明出头的却不是大连的队友，而是死敌上海申花的领军人物范志毅。按照媒体的说法，李明在国家队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上海队的范志毅，一个是北京队的符宾。

　　多年以后，当我再回想到这段报道的时候，或许能够明白一些东西，李明注定是一个能够游走在队友和对手，战友和敌人之间的人。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有幸能够见到已经是北京国安总经理的李明，这其实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受他之邀来俱乐部“沟通”。

　　还是那句话，在李明来到国安之前，我对李明从来没有任何的意见，我这人虽然看球时间长，但从来不追星，而且就算追星，我也不会追他。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踢球的。

　　其实对李明在国安的一系列运作产生异议，也并非从他来的那天开始。只是当球队成绩不稳定的时候，我习惯在自媒体公号上去质疑国安的管理层，其实，对管理层的质疑，在中信时代就有过，到了如今，并不是完全针对李明。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一般不太愿意去批评球员，除非是球员做了比较过分的不当举动。同理，我对批评教练也不是那么执着，一来咱们没有教练那么专业，二来教练的很多想法和做法，其实也是受制于很多客观条件。

　　在我看来，一个球队的好坏，球员只占10%-20%，教练也就是30%左右，而管理层的运作其实才是超过50%的关键变量。

　　因为本职工作的性质和思维方式，我更关注的是制度建设和程序正义，小到一个俱乐部，大到一个国家，都逃不出人带来的因素，而人，则必须是要在一个相对规范的制度里运转，“把权力关进笼子”是我们都懂得道理。

　　一个俱乐部的良性运转，应该像一部机器，纵然不能真的让每个齿轮完全咬合，至少要也要无穷的接近这种状态。减少个人喜好的私利的因素，一个俱乐部的运转才更可能正常。

　　互联网时代自媒体完全可以发挥媒体的作用，去检验和监督北京国安这个俱乐部一系列的工作是否在制度和程序的框架内量刑运转。

　　但媒体界有一句话，叫“挂什么招子，抓什么鸟”，或许是对管理层的批评多了，让一些人误会我的目标是针对李明。于是，关于李明的负面消息，也就在后台扑面而来。

　　实际上，最早跟我说国安现在的问题出在李明身上的，是国安俱乐部的一名员工。那应该还是2018年，看起来国安的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他跟我说：国安现在的问题就是，李明的权力过大，整个俱乐部的运转完全由一个人裁决，这在以后可能会出问题。

　　但那个时候，李明也好，周金辉也好，包括所有球迷，都在成绩的摇篮里沉睡，大家都在蜜月期，没有人会在乎这样的话。

　　还是那句话，“挂什么招子，抓什么鸟”，尤其是当2019年施密特下课前后，热内西奥接手，接着疫情到来，热内没有回来，外援没有回来，国安内部管理问题频出，热内西奥几乎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才没有让国安沉沦下去。2020年结束，热内西奥全身而退，离开国安，从此，国安进入了最混乱的时期。

　　当成绩不佳，打法混乱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再回首看2018年的引援，2019年的决策，2020年的管理，我突然发现，很多所谓的“传言”，其实都有迹可循。

　　随着问题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关于李明的负面向我扑来，而且爆料人非常之多，有球员，有球员的亲朋好友，有教练员，有员工，有俱乐部管理层等等等等。很多人的身份我无法核实，很多人所说的信息也无法核实。

　　我这个人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别人告诉我的事情，能核实的，我会写出来，核实不了的我会记下来，等待机会核实。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一个消息源，至少还需要另一个与其无关的消息源佐证才能成立，而书证的效力远大于证言证词。

　　所以，很多关于李明的负面消息，因为没有核实，我从来没有发布过。比如，施密特离开前的引援名单“偷梁换柱”问题⋯⋯再比如，热内西奥执教期间的更衣室矛盾问题⋯⋯还有一些离开国安的年轻球员的问题⋯⋯很多人关心的晋鹏翔、于大宝、柏杨等人的签约续约问题⋯⋯

　　既然当年没有说，现在在没有多方核实的情况下，具体是什么内容，我也不会说，我要对一个消息的真伪负责到底。

　　即便如此，我对李明的质疑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也正因为如此，在李明工作合同的最后一年，我有机会受其邀请来国安俱乐部“当面沟通”。

　　客观的说，我见到的李明有足球运动员里少见的精明和强干，曾经球场上的“拼命三郎”身材魁梧，退役多年也没有发福的迹象，他说话声音不大，语速却迫快，口音不重，但因为我身边没有大连人，也听不出什么叫“海蛎子味”。

　　李明甚至没有兴趣打听我的姓名，就直截了当的说：“我们觉得，有些说法，对国安颇有敌意。所以想请你来沟通一下。”

　　其实，对于他的说辞，我也有过准备，但以“敌意”相称，我始料未及。我回答他的话大意是：“我是个北京人，从小我爸带我去先农坛和工体看国安，我现在带着我儿子看国安，在您还是大连队球员的时候，我就是国安球迷了。要说对国安有敌意的话，我岂不是要与自己为敌？”

　　就是在这样的开场下，我和李明的沟通开始了。客观的说，这次“沟通”是礼貌的，李明也很大度的说，“你可以录音”。

　　针对我的问题，李明基本上都做了解答。从谢峰的执教问题，到施密特的执教问题，从宁伟辰、郑一鸣、柏杨的引援问题，到于大宝、晋鹏翔、邹德海的续约问题。然后还提到了队医问题，体能教练问题，以及“去国安化”的问题等等等等。

　　在那样一种非公开的场合下，我能做到的就是把我和球迷们一贯的问题抛出来，让他解答。虽然其中多数的解答，我是不满意的，甚至有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在当场就能够发现是前后矛盾，缺乏逻辑的。但为了听到更多的问题答案，我无法去一一反驳他，把李明当场问倒，也不是这种非公开交谈所可能出现的形势。我到不是怕把天聊死后，运动员出身的李明把我这一介书生暴揍一顿，但失去了获取更多信息的机会，才是最大的损失。

　　在这次谈话中，陪同李明和我的有国安俱乐部品牌部和财务部的两位总监，品牌部的在场，是可以理解的。找来财务部的负责人，是李明的想法，他试图通过财务在场，以向我证明自己的清白，“我李明没有从国安拿走一分钱”。

　　在这里，我其实要对这位财务总监说句抱歉。因为在将近一个上午的沟通中，我没有向他提出任何一个问题，他就在我们身边这么坐了两个多小时，耽误了他个人宝贵的时间。关键是，我能问什么呢？我问他：“工资发了吗？”“李总贪钱了吗？”

　　想想，这样的问题都好笑。我这人虽然不经商，也从来没吃过回扣贪过钱，但是想想都知道，谁吃回扣会把钱从公司账上走呢？

　　客观来说，与李明沟通后，我得承认那句“李明是中国足球圈里最好的职业经理人”这句话。因为就我接触过的足球运动员，能有李明这种能力的人几乎没有。不管怎么说，他的思维是敏捷的，口才是清晰的。尽管很多答案前后矛盾，但那不是他思维和口齿的问题，而是事情本身有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东西。

　　但，我同样想说的是，“足球圈里最好的职业经理人”真的就能管理好国安俱乐部吗？这个问题我跟一些泛足球圈的朋友有过交流，不止一个人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不一定。

　　因为管理俱乐部，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管理人才，而不是一个足球人才。也就是说，一个像国安这么大体量的俱乐部的管理者，首先应该是懂管理，然后应该懂球。而不是反过来，先懂球，而后去管理。若是这样的人，其实更适合去做体育总监。

　　事实上，李明现在的工作，就是体育总监，而作为总经理，在俱乐部全面工作上，显然他的着力点不够多，很多事情他做的不好，也做不好。

　　比如去年就有朋友跟我探讨过，自从中信离开后，国安俱乐部在政务关系方面暴露出很多问题，当初滞留乌兹别克，政府不管，找训练基地，政府不管，股改谈判，政府不管。这些在以前中信时代看来不是困难的事情，如今都成了困难，也都阻碍了国安的很多事情向前推进。

　　中国足球的问题就在于，足球圈里的人潜移默化的制定了一套规则，资源、渠道都在这些人手里把持着，所有想玩足球的人就得在他们的这套规则里运转，自然也就离不开他们这些人，他们这些人也就从中建立起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导致足球行业直接形成了一个行业壁垒，高水平的管理者进不来，即便进来了也必须按照圈子里的潜规则办事。

　　事实上，有消息表明，周金辉并不是没考虑过去找人替代李明。仅我听说的消息就有杨晨、邵佳一、谢峰等多人，但说实话，尽管我是杨晨和邵佳一的支持者，但我也不认为他们能够做好总经理这个角色。我个人的观点是，杨晨、邵佳一或者谢峰都可以成为北京国安的一个出色的体育总监，但总经理的岗位，应该是一个有更广阔的视野的更全面能力的管理者。

　　当然，李明也注定不是这样的人，尽管可能在某些方面，他比杨晨、邵佳一更出色，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也存在着不如杨晨和邵佳一的地方。通过和李明的近距离交流，我能够深刻的感受到李明对北京足球从文化到风格的误解——甚至是鄙夷，再往大了说，他对这个城市都有一种“敌意”。

　　当我问李明：为何国安队中现在有很多您过去在大连和国青队时的旧部，您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李明是这么回答的：我不明白，我们的球迷也好，媒体也好，为什么这么注重地域性，北京应该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吸引各种人才。

　　这话让我怎么接？如果是在一个公开的对话场合，我肯定会反问他“大保健”这些人，是人才吗？

　　当然，对“大保健”等人，李明也有他的评价，这里不想说太多。但是从字里行间相信很多人都能看出来，对于北京，李明没有什么归属感，尽管他自己说北京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但他对这个城市原住民的期望和心理，其实有一种天然的厌烦。

　　我特别能够理解李明看不起北京足球的“小快灵”，因为作为一个鼎盛时期的大连球员，他们那套东西才是称霸中国足球的关键。从好的方面来说，李明试图把大连足球的风格移植到北京来，让北京国安拿到好成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安也将永远的失去自己的风格——更何况，成绩也没有出来。

　　可能有人会说，之所以李明在国安7年了也没有成功，恰恰是因为北京足球和文化里的那些东西阻碍着他。但我想说的是，文化原始属性向来不能成为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借口，这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过的。如果真的阻碍了，要么是你那套东西并不先进，要么是我这套文化有其存在的价值。

　　而这也恰恰说明李明的能力仅限于此，他无力在北京足球、北京文化与其所谓的国际化、专业化、科学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能力问题。因为他只是一个踢足球的，而不是一个眼界更广阔的管理者。

　　从李明办公室临离开的时候，我看到桌子上放着那本“成功之路”，就是他用来忽悠斯坦利的那份北京国安发展规划材料。我表示想拿走借阅一下，并承诺不会对外公开。但李明非常吝啬的拒绝了。

　　这其实是我没想到的。一般来说，类似的资料都是公开给合作伙伴的，将自己的公司理念、发展方向、文化内涵传递出去，以获得更多的认同，岂不是好？但李明说，这是我们俱乐部的智慧，是有知识产权的。

　　好吧，或许别的公司的发展方案，都是没有知识产权的。其实，从这里也能够看出，相比当年日本足协慷慨的把足球发展大纲给中国足协考察团和盘托出的举动，中国足球人的眼界之窄，也就仅此而已。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国安俱乐部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未来三年的目标是什么？五年的目标是什么？但我并没有得到答案。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从去年到今年两年三次换帅。

　　跟李明的那次“沟通”结束后，我一度以为李明已经无法再拿到周金辉给他的新合同。因为，在我们所有国安球迷看来，国安这些年来的建设都是存在严重问题的。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周金辉还是选择了李明。

　　有很多人今年都在说：你天天骂李明，不骂周金辉，有什么意义？问题不就在周金辉身上吗？

　　确实，“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中国千古年来的弊病。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其实连李明都不想反。很多人都觉得，我似乎对李明恨不得啖其肉，其实不然。我只是希望，能够在国安形成一个更合适的体制和程序，把李明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事实不就是如此吗？中国历史有秦桧，也有宋高宗，但中国历史却不止有一个秦桧，也不知有一个宋高宗。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和程序来管理，李明走后，还有王明、赵明、张明⋯⋯

　　实际上，既然这些年来能够有这么多“国安内部人员”来向我爆李明的黑料，那就说明在国安俱乐部内部里，对于李明的工作，有相当多的人是不认可的。而俱乐部里，上下级之间的信任程度如此之貌合而神离，自然工作也很难做出成效。而周金辉面对这样的事情不管不问，又没有合适的制度和程序来制约李明，李明自己所使用的的手段，自然也就是“排除异己”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法了。

　　今天说这么多，还是那句话，我跟李明之间没有故事，我们的真正交集就那两个多小时。我不是李明的球迷，以前不是，现在更不可能是。但我是国安的球迷，以前是，现在还是，未来也不会不是。至于我跟李明，如果他不再是国安的总经理，我甚至不会拿出一个字来写他，无论是骂还是夸。